| 评周平远《文艺社会学史纲》20世纪中国文艺学主流的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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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史”的描述最犯忌的是仅仅尾随历史现象作亦步亦趋的现象罗列和经验归纳，而缺乏理论的穿透和思想的烛照。史、论结合应是历史研究的常规，但是“论”在“史”中如何表达、如何体现，又各有巧妙不同，这里有着发挥创造力的广阔空间。该书在这方面可圈可点：一是对历史现象进行理论凝聚，使之成为一个合乎理论规范的存在，例如将“文学革命”的理论建构归结为以“反映”为关键词的文学本质论和与文本、作者社会学相关的若干理论命题；将“革命文学”的理论体系概括为由本质论、价值论、创作论、批评论构成的有机整体。虽然这种具体的理论归整显得局部，但具有较强的建构性，正是这种点点滴滴、添砖加瓦式的理论垦拓和积累，才能构筑起20世纪中国文艺社会学的巍峨大厦。二是用逻辑来整合历史，使得历史的演进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运动。例如该书对于20世纪中国文艺社会学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发展三阶段的划分是用三种“话语”来概括的，即左翼文学的“阶级话语”、抗战文学的“民族话语”、延安文学的“党性话语”。这样一种“话语逻辑”并非作者的主观臆想，而是有着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充分依据的，从而用以概括此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思想的发展是准确到位的，也是深刻揭示了研究对象的自身规律的。三是在史的描述过程中不失时机地解决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并使之成为史述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对于庸俗社会学的学理分析，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庸俗社会学的认识论根源和政治意识形态根源，指出了庸俗社会学并不只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学派，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史早期的庸俗社会学失误。乍一看这些分析论证游离于史述之外，乃是相对独立的理论表述，但是个中原由与中国建国前后的庸俗社会学的发生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缺少了这番理论表述，则无法理解日后中国庸俗社会学的滋生和泛滥。因此这番学理分析，恰恰成为史的描述不可或缺的支撑和补充。由此可见，该书的史述所含有的理论成色，并不是史中有论、论中有史之类说法可以说尽，更加值得重视的是其史论结合的模式所显示的创造性和建设性。
该书的再一个颇见功力之处在于对20世纪中国文艺学流程中出现的相关论著作了充分的胪列和评介。虽然这些论著距今不过大半个世纪甚至更短时间，但已经散失零落而难以搜求、难见全貌。作者做了大量搜集、钩沉、整理、鉴别、校订的工作，显示了很深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的功夫，考订了每一本书的作者(译者)、出版社、出版时间、版次等，进而遴选确定合适的工作底本。其中有泰纳、蒲克、卡尔弗登、本间久雄、平林初之辅、藏原惟人、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弗里契等人的论著，应该说迄今还未见到对这些论著如此详尽、确凿的版本研究，例如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据作者考证，共有两个中译本，不同时间在两个出版社出版，至于它们译自何种版本、翻译时参照了何种版本，也都有清楚的交待。下了这番功夫，该书拥有了一个明显的优点，即丰富的资料价值。一般说来，讲究资料功夫，这是古代文学史、文论史研究的特点，然而晚近以来要求加强现代文学史、文论史研究的资料建设的呼声日高，应该说这是合乎规律的，随着斗转星移、沧桑变迁，以往觉得还近在眼前的历史现象已经渐行渐远，慢慢走入了历史的深处，以往觉得不难搜求、不难取证的文献资料在整理工作中逐渐变得繁难起来，从而资料功夫成为现代文学史、文论史研究必备的乃至基本的素质，成为进一步解读和阐释的基础。在这一点上，该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对于该书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第十章。如果说前九章主要是谈过去的话，那么这一章则是谈今天、谈未来，对于我国今后文艺社会学的建设特别具有理论参照意义。经过新时期以来直至世纪之交将近20年的建设，我国文艺社会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一个标志是在作为学科的文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上认识走向自觉，例如文艺社会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尽管意见互有分歧，但总体上已经摆脱了草创阶段那种幼稚、盲目的状态而趋于成熟和理性；另一个标志是提交了一批带系统性、体系性的著作，改变了以往在这一学科中专门著作阙如的苍白状态。这些问题该书都有具体详尽的交待，不多去说它，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它们对于今后文艺社会学发展的意义不能不属重大和紧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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